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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昊(又名曩霄),小名嵬理(西夏语为“惜富贵”,似汉语小名“来福”之意),其母为卫慕氏。由于当年率党项骑兵袭取回鹘甘州城成功,拓土夺城,元昊凯旋后即被其父李德明立为太子。“性雄毅,多大略,能创制物始”,可以讲此人生下来就是个人上人的料子。元昊“圆而高准,身高五尺余”,个子不高,面相很似藏画上的人物,而且自年青时就爱奇装异服,“衣长袖绯衣,冠黑冠”,让人望之森然。从智力方面讲,元昊是个通才,“晓浮图学(佛教意理),通蕃汉文字,案上置法律,常携《野战歌》、《太乙金鉴》”,智勇双全,是个罕有的冷静、冷酷的逻辑型思维的政治人才。

为皇太子时,元昊多次劝其父李德明不要向宋朝称臣。李德明表示:“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,国耗民疲。而且,我们党项人三十年能衣锦服绮,都是宋朝的恩赐呵,不可轻易辜负。”元昊大言: “衣皮毛,事蓄牧,乃我们蕃人的习俗。英雄在世,当图王霸大业,何必介意绵绮细事!”狼子野心,可见一斑。

继位后,元昊励精图治,“明号令,以兵法勒诸部”,对党项诸部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控制,同时,恩威并施,常以会猎为名,每有所获,“则下马环坐饮,割解而食,各陈所见,择其所长”,很有亲民作风。同时,元昊对西夏内部的官制下大力气进行改革,设立了中书、枢密、三司、御史台、翊卫司等一系列详尽的府衙,分由汉人、党项人统管,并分设蕃学和汉学,培养后备人才。当然,中央官制方面,元昊大多搬袭宋朝的官制,但俸禄方面就比宋朝差得好远。

元昊继位后除改名为“曩霄”以外,又自称“嵬名兀卒”,即党项语的可汗号(“兀卒”在党项语有“青天子”之意。)“嵬名”之意,后世和当时就解说纷纭,据欧阳修所记,应是拓跋鲜卑“元”姓的党项音译,元昊不姓李,不姓赵,一抛唐宋两大中原王朝的赐姓,改为拓跋鲜卑的“皇族”姓(北魏孝文帝改制时,把“拓跋”皇姓改为“元”姓),显然是为称帝做精心准备。而且,公元1032年,是宋仁宗“明道元年”,元昊认为“明道”的年号犯其父亲李德明之讳,自己在国中改元为“开运”,依礼,当时元昊的西夏是宋朝藩属,当然不能有自己的年号。可笑的是,“开运”年号是五代后晋的倒霉年号,施行后才有汉儒指出此年号不吉,元昊又改为“广运”。自此之后,西夏便自行一套年号体系。

在官制等方面推行汉化的同时,为了增强党项的民族意识和身份识别,元昊又强行发布“秃发令”,并以身作则,自己先把脑袋顶上一圈头发剃光(有点像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士),三日为限,不从者“许众杀之”。当然,党项人秃发并非一件难事,不似清初汉人剃发那么有心理障碍。秃发之举,完全是元昊验证自己统治力和明晰民族识别的一种手段。同时,元昊又对党项官民服饰进行了严格规定,文官“幞头、(左革右华)笏、紫衣、绯衣”。武官则冠金、银帕起方镂冠,衣紫旋襴,一般百姓只能穿青绿服色。至于元昊自己的打扮,也很独特:“衣白窄衫,毡冠红里、冠顶后垂红结绶”怎么看怎么像日后李自成的装束。

接着,元昊还“自制蕃书(西夏文字),命野利仁荣演绎之”,夷狄称国,创制文字一般都是必不可缺的步骤。西夏文“字体方整类八分,而(笔)划颇重复”,结构十分复杂,相较汉字,大有床上架屋、画蛇添足之势。估计西夏文字并非元昊“创制”,肯定是野利仁荣主持,有一套“班子”研究制作。相较辽朝的契丹大字,西夏后来其皇族皆为蒙古人殄灭无余,但后世出土以及敦煌文献中存留的实物十分丰富,特别是《蕃汉合时掌中书》,完全类似现代的双解字典,西夏文、汉文全双解,成为后世阅解西夏文字最珍贵的“工具书”。

做毕这些礼仪、制度、文字等方面工作,元昊还需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武功,于是,派大将苏奴儿率二万五千名党项劲卒进攻吐蕃的唃厮啰政权。唃厮啰是昔日强盛的吐蕃王国赞普的后裔,本来生于高昌,少年时代被一个羌人当作“奇货”带到河州(今甘肃临夏),知道其身份后,当地人名其为“唃厮啰”,吐蕃语是“佛儿”的意思。当地吐蕃诸族重血统,唃厮啰被拥为“赞普”。后来,渐渐成人的唃厮啰与拥立的吐蕃酋长发生内哄,自行出走,后在青唐(今青海西宁)建立起政权,附近诸族纷纷归附,有众数十万。唃厮啰一直接受宋朝册封,采取抗夏附宋的策略,常年与西夏兵戎相争。但是,苏奴儿一军遭到吐蕃军强烈反击,败死略尽,连苏奴儿本人也被俘。气急败坏之下,元昊亲自出马,率数万大军猛攻猫牛城(牦牛城,今西宁西北)。打了一个多月,党项兵也攻不下坚城。元昊用计,诈称要和吐蕃人约和,待其守城主将开城门准备宴饮盟誓时,元昊突然进攻,杀进城中,把城内居民和守兵杀得一干二净。紧接着,元昊又率西夏大军,在吐蕃境内昼夜不息,转战四方,四处攻城,虽然吐蕃的青唐都城未被攻下,元昊仍旧取得瓜州、沙州和肃州三个战略要地。南还时,元昊怕吐蕃兵蹑追,又举兵猛攻兰州诸羌部,并于凡州筑坚城,以免他日后侵宋时吐蕃兵会从他背后进击。 元昊很有雄略,他在黄河以北布军七万,以备辽国;在盐州路布兵五万,以备环庆等地的宋兵;在宥州路布五万兵,以备鄜延等地的宋军;在甘州路布兵五万,以备吐蕃和回鹘。同时,简选善射便马的壮士五千,号为“六班直”,以充御林军。

至此,元昊拥有了夏、银、绥、宥、野、静、灵、盐、会、胜、甘、凉、瓜、沙、肃数州之地,他自居兴州,依山阻河,于宋宝元元年(公元1038年)正式称帝,时年三十。当然,称帝之事,怎么也要向宋朝有个交待,元昊便派使臣去汴京,宣告自己称帝一事。其上表内容如下:

臣祖宗本出帝胄,当东晋之末运,创后魏之初基。远祖思恭,盖拓拔之远裔,当唐季率兵拯难,受封赐姓。祖继迁,心知兵要,手握乾符,大举义旗,悉降诸部。临河五郡,不旋踵而归;沿边七州,悉差肩而克。父德明,嗣奉世基,勉从朝命。真王之号,夙感于颁宣;尺寸之封,显蒙于割裂。

“臣偶似狂斐,制小蕃文字,改大汉衣冠。衣冠既就,文字既行,礼乐既张,器用既备,吐蕃.塔弹.张掖交河,莫不从伏。称王则不喜,称帝则是从。伏愿以一垓之地,建为万乘之邦家。遂以十月十一日,郊坛备礼,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,年号天授礼法延柞。

“伏望皇帝陛下,睿哲成人,宽慈及物,许以西郊之地,册为南面之君。敢竭愚庸,常敦欢好。鱼来雁往,任传邻国之音;地久天长,永镇边防之患。至诚沥肯,仰俟帝俞。”

虽然元昊奏的语气不乏谦恭,但对于宋朝来讲,藩国一下子变成“友邦”,国王变成皇帝,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大逆不道之事。

元昊称帝前,已经清洗了西夏内部对他地位有威胁的部族首领,不仅把卫慕族首领山喜整族人扔进黄河淹死,甚至连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也不放过,以毒酒毒死。元昊的母亲本人就是卫慕族人。野蛮民族母氏势力确实很有威胁,但一个母后也不能容,元昊确实是非常残忍之人。不仅如此,元昊把自己的妃子卫慕氏(也是他表姐)连同卫慕妃为自己生的儿子也一并杀死,斩草除根,狠到连自己的骨肉也不放过,元昊真乃天下大忍之人。称帝前,由于分掌西夏左右厢兵的大将山遇惟亮劝说元昊不要与宋朝翻脸,元昊又准备诛除山遇一族。这位老臣得知消息后,携家属二十多人准备逃往宋朝边将李士彬处(李士彬本人也是党项族)。中途,宋朝的延州知州郭劝抓住山遇惟亮一家人,怕收留山遇惹起边事,竟然派人把山遇一家人押还给元昊。元昊大怒,把山遇惟亮及其儿子缚于树止,与众军将一起,弯弓搭箭,把这位老臣及其儿子射成刺猬,然后又戮尸泄愤。

元昊称帝,宋廷上下非常愤怒,马上下诏削夺元昊官爵。但是,众大臣还没有意识到西夏威胁的严重性,认为“元昊小丑,出师征讨,旋即诛灭!”惟有谏官吴育一人忧心忡忡:“元昊已经称帝,不可能自己再改回原先的称号,而且他一定做好充足的战争准备。当今之计,应暂且答应他的要求,让他没有口实兴兵,同时严命边将抓紧战备,争取时间,待其发兵来攻,兵祸还可能不会太深。”当时,张士逊任宰相,认为吴育迂腐可笑,不听。

不仅削夺元昊爵号,宋朝还立刻断绝双方的互市,在边境张贴告示,称有斩元昊之首者马上授与定难军节度使一职。元昊闻讯一笑,宋朝的反应早在意料之内,他又派遣使臣,把宋朝先前赐予的旌节和诰敕皆封匣送回,书表语气傲慢无礼,再不拿宋朝当回事。

此后数年,对宋朝,经延州之战,好水川之战以及定川寨之战三大战役,元昊率党项兵歼灭宋军精兵数万;对辽朝,河曲大战,元昊又在1044年大败携10万精兵御驾亲征的辽兴宗。这样,元昊完全奠定了宋、辽、夏天下三分的局面,西夏的独 立 成为铁板一样的现实存在。大战之一:延州之战

当河西广大地区为西夏占有后,元昊对西夏军队也花费不少精力进行整治和重新编制。首先,他以黄河为标界,在西夏国内把军队划为左、右两部厢军,设十二监军司,分别命以军名,规定驻扎地(宋朝也有类似厢军设置,如同今天的“军区”),由此,健全了西夏军队的指挥体系。其次,元昊开发了并固定了几个新兵种:铁鹞子、擒生军、卫戍军,泼喜军。铁鹞子又称“铁林”,是西夏最精锐的骑兵部队,此种部队配以最良的战马,最精的盔甲,总人数三千人,分为十队;擒生军,是西夏为了在战争中俘掠对方百姓专门成立的部队,此种部队为西夏“元创”,人数极多,有十万之众;卫戍军是西夏禁卫军,共5000人,皆为西夏贵族子弟充任;泼喜军是“炮兵”,主要在攻城时用抛石机协助进攻,人数最少,才200人。此外,最富于心机、最缺德的元昊军制,是他特意挑选被俘汉人组成“撞令郎”军,日后,蒙 古 人、日本人都采用过此法,以这些“伪军”为先头部队,让他们冲在本族主力军队前面充当炮灰,最大限度减少西夏党项兵士的伤亡。总而言之,元昊立国之初,西夏总军力已达50万人,这还不包括打大仗时从各部落征民为兵的人数。可以讲,元昊当国时,西夏全民皆兵。 元昊不仅拥有坚实的军事后盾,最重要的他还拥有一个主要由汉人组成的智囊团。西夏立国之初,“主谋议”的六个人,除嵬名守全是党项人,其他均是汉人:张陟、张绛、杨廓、徐敏宗、张文显。而且,教诱元昊以“大略”侵宋的主心骨也是两个汉人:张元、吴昊。这两个人,宋史中只模糊言及二人的家姓,“华州有二生张、吴者,俱困场屋,薄游不得志,闻元昊有意窥中国,遂叛往,以策干之,元昊大悦,日尊宠用事,凡夏国立国规模,入寇方略,多二人教之。”这两个久试不第的读书人,自恃胸中文韬武略,本来想投靠宋朝边境献计献策立功名,一直不受重视。气愤之余,二人就连袂叛逃,亡入西夏。他们入西夏也颇有戏剧性,二人到达兴庆(今银川)后,天天在一家豪华酒馆痛饮欢歌,又在雪白的粉壁上用笔墨大书“张文、吴昊来此饮酒”,被西夏“派出所”便衣发现,连夜抓起,直接押往元昊处。元昊知道此二人不是凡人,便亲自审问,怒问二人怎敢犯我名讳。张、吴二生鲜衣华裘,皆一表人才,虽然人被捆成个粽子,两张嘴仍旧伶牙俐齿:“你连自己姓什么都不在乎,何必在乎名呢!”一句话,杀人大魔头元昊大惊失色,正戮中其痛处:唐朝五代直到宋初,元昊一族姓“李”,而后至今,元昊一族姓“赵”,皆是中原王朝的“赐”姓,真是一大疮疤。于是,亲去绳索,好言相谢,三人顿时言语甚欢,张、吴二人成为他侵宋的最重要谋士。

张元、吴昊二人虽是书生,却熟知中国历史和军事战略,他们力赞元昊进取关右之地,占领关中,向中原腹地挺进。同时,与辽国联合,让契丹人在河北进袭宋朝,最终使宋朝两面临敌,“一身二疾,势难支矣”。这些策略,皆是一剑封喉的毒招,无论哪一招成功,宋朝都会有亡国之忧。“莫道书生空议论,头颅掷处血斑斑”,张、吴二人,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异类。

当时,宋朝在西北的主要负责人,一是泾州知州夏竦,二为延州知州范雍,此二人不仅仅是文职,皆“加兼经略使、步骑军都总管”,是西北方面人、财、物、军一把抓的两大巨头。夏竦此人,是力襄宋真宗“天书封祀”中的“五鬼”之一,但此人极富干才,是一位有远谋的能吏。对于当时西夏的形势,他有非常中肯的分析:“(李)继迁当(宋)太宗时,遁逃穷困,而累岁不能剿灭。先帝(宋真宗)惟戒疆吏,谨烽堠,严卒乘,来即逐之,去无追捕。然自灵武陷没,银(州)绥(州)割弃以来,假朝廷威灵,其(西夏)所役属者不过河外小羌耳。况(李)德明、元昊相继猖獗,以(李)继迁(之)穷蹙比元昊(之)富实,势可知也;以先朝(太祖以来)累胜之士较当今关东之兵(宋朝边军),勇怯可知也;以兴国习战之师方(比较)今沿边未试之将(没经过大战阵的宋将),工拙可知也……若(宋军)分军深入,粮糗不支,进则贼避其锋,退则敌蹑其后,老师费粮,深可虞(忧)也。若穷其巢穴(指进击银川),须涉大河,长舟巨舰,非仓促可具。若浮囊挽绠,联络而进,我师半济,贼乘势掩击,未知何谋可以捍御!”紧接着,夏竦针对西北边境形势,进呈十条建议:  一、教习强弩以为奇兵;二、羁縻属羌以为藩篱;三、诏唃厮啰父子并力破贼;四、度地形险易远近、砦栅多少、军士勇怯,而增减屯兵;五、诏诸路互相应援;六、募土人为兵,州各一二千人,以代东兵;七、增置弓手、壮丁、猎户以备城守;八、并边小砦,毋积刍粮,贼攻急,则弃小砦入保大砦,以完兵力;九、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,许人入粟赎罪,铜一斤为粟五斗,以赡边计;十、损并边冗兵、冗官及减骑军,以舒馈运。夏竦人 奸,此十条建议都言之凿凿,有利有理,“朝 廷多采用之”。但是,当时的朝中大臣和边境将领,“多议征讨,反以(夏)竦为怯”。

康定元年(公元1040年)开春,元昊自率大军,以宋朝延州为目的地,揭开了大规模战争的序幕。

当时,时任振武军节度使、延州知州的范雍正在延州。这位范老夫子人品不差,颇有政声,但兵事方面欠缺远略深谋。宋真宗死后,供奉“天书”的宏丽宫殿群昭应宫被雷击起火焚毁,刘太后欲重修,正是范雍抗言:“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,遽为灰烬,实乃上天惩诫!”终于使宋廷未再劳民伤财。正直归正直,范老夫子得知元昊西夏大军要拿自己的延州开刀,“甚惧”,忙上表奏称:“延州最当贼冲,地阔而砦栅疏(周边防御工事少),近者百里,远者二百里,士兵寡弱,又无宿将为用,请益师。”但是,范雍要求增兵的表奏并未引起朝廷重视,不报。

元昊选择范雍的延州为攻击目标,并非仅仅因为范老夫子怯懦,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精心布置。宋夏两国以横山为界,东起麟州(今陕西神木),西到原州(今甘肃镇原)、渭州(今甘肃平凉),绵延1000多公里。元昊称帝后,宋朝在这条边界线上不断派军驻防,经过数次进兵侵扰及试探性进攻,元昊选定延州(今延安)为攻击目的地,看中的正是鄜州(今陕西富县)、延州一带通路畅阔,便于进攻。
首先,元昊展开军事行动后,又派使人送信于范雍,表示自己要与宋朝议和,老夫子“信之,不设备”。同时,元昊猛攻延州外围的李士彬所率各部军事据点。李士彬当时是宋朝的金明都巡检使,他本人就是党项族酋长,掌有十八寨近十万众的彪悍羌兵,驻扎于延州北面的金明寨。对于这个党项老敌手,元昊暗杀计、反间计、奇袭计等等全用个遍,一无所成。最后,反倒是“骄兵计”成,西夏军每逢李士彬交战,没打几下就“溃退”,还高声叫唤:“铁壁相公(李士彬的“外号”)来了,我们赶快逃命吧。”如此一来,李士彬颇为自负。同时,元昊还派遣一批又一批党项部落向李士彬“投降”,面对汹涌而来的党项人,李士彬自己不好处理,就上报“上级”延州老夫子范雍,要求把这些党项降人迁居到远离西北边境的南方安置。范雍文士,没有军事计谋,反想“以夷制夷”,厚赏这些西夏降人,并让李士彬把他们编入金明寨周围的各个军事据点。李士彬不好违背上级命令,只得照办,等于宋朝的各个砦堡安置了为数众多的“定时炸弹”。

果然,安排停当后,一声炮响,元昊诸军突然发动攻击,事先诈降的党项人纷纷而起,金明寨等十余个延州以外的宋朝军士据点皆被西夏人占领,李士彬父子也被擒杀。乘胜优势,元昊大军直至延州城下。

范雍肝胆俱裂,一面命人紧闭四城拒守,一面派人带信急召当时屯守庆州(今甘肃庆阳)的鄜延路副总管刘平和石元孙。刘、石二人闻信苍猝提兵,直趋土门(今陕西安塞)。然后,这部宋军未得休息,又经保安、万安镇向延州方向驰进。鄜延都监黄德和、巡检万俟政以及巡检郭遵都接到范雍的告急书,也同时往延州方向集结。元昊早已得知宋军动向,便在三川口(今延安西北)设下埋伏,静待诸路入套的宋军。

刘平与诸将会合后,集步骑一万多人,结陈东行。走了五里,终于遇见严阵以待的西夏兵。当时,天下大雪,“平地雪数寸”,两军均摆偃月阵,一时相持。很快,西夏军渡水而前,改为横阵,宋将郭遵率骑兵荡阵,“不能入”。刘平指挥宋军全力压上,“杀敌百人”,西夏军退却。忽然,西夏军又“蔽盾为阵”,宋军又发动进攻,“击却之,夺盾,杀获及溺水死者几千人。”混战之中,刘平的脖子和耳朵皆被流矢射穿,血流遍体,乍为小胜,又至日暮时分,宋军兵校纷纷手持人头,牵着所缴获的马匹拥至刘平面前请赏,刘平忙说:“现在敌人未退,你们各部自己人记下功劳,战后一定各加重赏。”话音未落,西夏兵忽然又来一拔,“轻兵薄战”,宋军稍稍引却。其实,时前时却,是对阵交战双方军队非常常见的事情。关键时刻,远居后阵的宋将黄德和心怯,见前军小却,他马上召集麾下往后狂逃。“众从之,皆溃”。完全是一时间的从众心理,本来一直在搏战中占上风的宋军忽然就掉头一齐往后跑。刘平见状,马上派自己的儿子刘宜孙乘马追赶黄德和,拉住他的马疆苦劝:“万望将军勒兵回击,并力击贼,不要再跑。” 黄德和不听,纵马驰奔而去。刘平无奈,急遣军校“伏剑遮留士卒,得千余人。转斗三日,贼(西夏军)退还水东。”可见,宋兵此时的战斗力仍很顽强。特别是宋将郭遵,独出奋击,“期必死,独出入行间”,手持大槊横冲直撞,如入无人之境。西夏军知道此将不可当,派数人在一狭窄处持数条长绳欲拦截郭遵,均为这位猛将挥刀斩断。最后,西夏特派一股部队,边斗边佯败,诱郭遵深入,然后万箭齐发,才把这位猛将射死。郭遵上阵时所用铁锏、枪、槊,有九十多斤重,“其后耕者(农民)得其器于战处。”宋廷对这位郭将军非常恽惜,加封其父母,宋仁宗还亲自为其年幼四子起名。

刘平率众退至西南山,“立七栅自固”。半夜,西夏集大兵围攻,“四出千合击,绝官军为二”,苦战不支,宋军绝大部分战死,刘平、石元孙皆为西夏军生俘。

刘平此人,“刚直任侠,善弓马,读书强记”,其父刘汉凝是宋太宗朝功臣。虽出将门,刘平本人进士及第,文武全才,为寇准所知,荐为泸州刺史,数次击平当地夷人的反叛。后来,刘平入朝,任监察御史,多次上书言事,得罪了丁谓。恰逢西北有事,丁谓就向当时的宋真宗“极力推荐”刘平,说:“刘平,将家后代,素知兵,派将西北,可以制敌。”趁机把刘平外放。西北任上,刘平竭心尽力,多次镇压各蕃族的叛乱,还不停上书献计,可惜一直未获采纳。三川口败后,先行逃跑的黄德和竟然反诬刘平率兵降敌,“朝廷发禁兵围其家”。不久事发,黄德和被判腰斩,宋廷认为刘平已经战死,追赠他为朔方节度使,谥壮武,“子孙及诸弟皆优迁”。后来,有附降的党项人来报,称刘平“在兴州未死,生子于贼中”。宋廷还不信。石元孙被西夏放还后,朝廷才知道刘平确实未死。估计老头子是被元昊好吃好喝养起来,当个高级军事顾问什么的。对此,宋廷也未深究,毕竟一直苦战,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
三川口之战,西夏虽大胜,但因天降大雪,加之延州城坚,并未能一举攻克延州。不久,得知其余几路西夏军遇败,补给又不济,元昊只得下令退兵。

范雍老夫子也算命好,延州守兵才几百人,竟然能得以保全。当然,三川口大败,他不得辞其咎,“左迁户部侍郎,知安州。”范雍“为治尚恕,好谋而少成”,此类人只宜在朝中当清显之官,真让他干实事其实很难。但范夫子“颇知人,善荐士,后多至公卿者”,是位好伯乐。宋朝大将狄青为小校时,一次犯法当斩,正犯在范雍手下。范夫子惜才,“贷之”,饶以不死,成就了狄大将军日后的千秋万古英名。

大战之二:好水川之战

三川口大败后,宋廷在中央也追究责任,罢张士逊的相位,以吕夷简接任,同时,宋廷又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,协助总统西北防御的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。又任范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。由于先前与宰相吕夷简不和,范仲淹被斥为“引用朋党”,贬为饶州、越州等地为官。正是韩琦力荐,他才得以被重新起复担当大任。不久后,宋廷又下诏任韩琦和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,韩琦主管泾原路,范仲淹主管鄜延路。

范仲淹到任,首先改变御敌策略。先前,敌军来攻,宋军军官总是最小的武将先出御。对此,范仲淹深恶痛绝,“将不择人,以官为序,取败之道也”。他大阅州兵,简选一万八千精锐,“分六将领之,日夜训练,量贼众寡,使更(轮流)出御。”如此,即通过战斗练将,又通过实战练兵。西夏人知道新来的范仲淹不好对付,相互诫道:“今小范老子(范仲淹)腹中自有数万甲兵,不比大范老子(范雍)可欺也!”范仲淹还跟人四处修建防御堡垒,并建鄜城为康定军,加强抵御西夏的军力。“塞下秋来风景异”一词(《渔家傲》)即是此时所作。

康定元年(公元1040年)十月,元昊又连下乾沟、乾福、赵福三大军事据点,咄咄逼人。韩琦马上命令时任环庆副总管的宋将任福率兵七千,夜行军七十里,突袭白豹城,击败驻守的西夏士兵,“焚其积聚而还”,予以西夏人以震慑;鄜州判官种世衡也审时度势,急率军赶赴踞延州东北二百里外的宽州,筑垒营墙,起清涧城,“右可固延安之势,左可致河东之粟,北可图银(州)夏(州)之旧。”

庆历元年(公元 1041年),鉴于元昊攻势转剧,宋仁宋遣使向主持西北军政要务的夏竦问计,夏竦派副使韩琦和判官尹洙诣阙入对,呈上攻守两个方案,任凭宋仁宋选取其一。宋仁宗当时年值青壮(三十二岁),认定要对西夏展开攻势。他不顾朝中大臣的反对,“诏鄜延、泾原(两路)会兵,期以正月进讨。”范仲淹上奏,认为正月塞外大寒,应该慎重行事。宋仁宗点头,下诏让西北诸师“应机乘便”,择时向西夏进攻。

进攻还是防守,韩琦与范仲淹各执已见,且各有各的道理。范仲淹认为,“战者危事,当自谨守以观其变,未可轻兵深入!”主张防守;韩琦认为,如果一昧固守,将士必无进取锐志。而且,元昊“倾国入寇,不过四五万(军士),老弱妇女,举族而行。吾(守军)逐路重兵自守,势力分弱,故遇敌不支。若大军并出,鼓行而前,乘敌骄惰,破之必矣!今中外不究此故,此乃待贼(西夏)太过。屯二十万重兵,只守界壕,中夏(华夏)之弱,自古未有!”韩琦派尹洙亲至延州见范仲淹,范仲淹坚持已见,认为防守乃最上之策。尹洙叹道:“公于此不及韩公也。韩公言:‘大凡用兵,当置胜败于度外。’”范仲淹不听。

宋朝边地主师,范雍、夏竦、韩琦、范仲淹,皆是儒臣出身,“不能身当行阵,为士卒先”,当然,“党指挥枪”很重要,但宋朝立国以来的国策就是在最大程度上限制武将权力,矫枉过正,使狄青等有勇有猛的能将总是处于接受命令的 “鹰犬”地位,缺乏大战中能身临前线、知兵知将的军事统师。当然,韩琦、范仲淹绝非怯懦文士,二人胆识皆备,但时兮命兮,造化弄人。

庆历元年(公元1041年)三月,正当韩琦巡事军务走到高平,元昊派军进攻渭州的消息忽然传来,兵逼怀远城。韩琦闻报,马上驰至镇武戒军(今宁夏固原),尽出其兵,又招募勇士一万八千余人,交予环庆副总管任福统领,以耿傅为参谋长,泾原都监桑怿为先锋,“朱观、武英、王珪各以所部从(任福)”。

韩琦在任福出发前交待得一清二楚:自怀远城经得胜寨(今宁夏西吉东南)直趋羊牧隆城(今宁夏西吉西北),出敌之后对西夏军发动攻击。各堡垒相距才四十里,道路便利,辎重在近,审时度势,能打就打,不能打就“据险置伏,要其归路。”韩琦所述,足见其成竹于胸,文韬武略,确实不同凡响。“及行,诫之至再。又移檄申约,苟违节度,虽有功,亦斩!”

公元1041年阴历二月二十二日,宋将任福率轻骑数千先发,直趁怀远捺龙川(今宁夏固原彭堡),与镇戎西路的两位宋将合军,在张宗堡以南大败西夏部队,斩首数百。“敌弃马羊、囊驼,佯北(败),桑怿引骑趋之,(任)福踵其后”。刺探情报的宋军尖兵来报,声言西夏兵很少,任福等人顿失警戒之心。宋将武英认为西夏兵可能潜伏,诸将不听。傍晚时分,任福与桑怿合军,在好水川(今宁夏隆德)屯军。朱观、武英也屯军于五里以外的笼络川(今宁夏西吉东南),相约“明日会兵川口,必使夏人匹骑无还。”其实,元昊率十万大军,已经沿瓦亭川南下,在好水川、姚家川西侧的谷口设下埋伏,先前西夏“败军”,就是引宋兵深入的“诱饵”。

“路既远,粮饷不继,士马乏食者三日。”轻装奔袭未带足够的粮草,宋军人困马乏,沿好水川西行,出六盘山下,在距羊牧隆城五里的地方,忽然发现已经列阵严待的夏军。“诸将方知堕敌计,势不可留,遂前格战。”前锋桑怿发现道中有数个封闭紧严的银色泥盒,其中有跳跃扑腾之声,“疑莫敢发”。任福赶到,桑怿请示后才敢启开泥盒,“乃是哨家鸽万余,自中起,盘旋军上,于是夏兵四起”。这种以信鸽当诱引让对方上当自己开启以充进攻号令的缺德伎俩,实乃元昊原创,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

虽知中伏,宋军并未气馁,桑怿首先跃马冲阵,想给任福争取时间布阵。西夏部队毕竟是等候多时,准备严密,立刻派出铁骑轮番突阵,冲荡多时,终于把宋军阵型冲乱。宋军见势不妙,众将校还算稳重,各自指挥部众分头冲杀,想占据有利地形制敌。突然,山上忽然树起西夏创制的命旗鲍老旗,左挥,左边伏兵起。右挥,右边伏兵起,西夏的埋伏军士皆凭高而下,“自山背下击”,宋军士卒多被杀或堕下山崖摔死。先锋任怿等人首先战死。同时,西夏又分数千精兵断绝宋军退路,形成合围之势。任福力战,身中十余箭,仍挥四刃铁简,挺身决斗。其属下小校劝他乘间突围,任福表示:“吾为大将,兵败,以死报国尔!”最后,西夏兵涌上,乱战中一枪直贯其颊。任福知大势已去,抽刀自刎。双方合战时,宋将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四千四军驰援,在宋将朱观的军阵西侧布阵,并屡屡身先士卒,荡突敌阵,但西夏兵多,“阵坚不可破”,知道大事已去,王珪东望再拜以示必死之心,然后“复入战,杀数十百人,鞭铁挠曲,手掌尽裂,奋击自若,”三次换马,击杀数十成百的西夏兵,最后眼睛中箭而死。“敌后益至,官军大溃,”宋将武英、赵津等人相继英勇战死,“士卒死者(一)万三百人。”诸路宋军,惟朱观一部率千余人退保于民垣,凭掩护向四处射箭击敌,恰值日暮,西夏兵引退。此次战役,宋军前后损失任福等多名大将,士卒死伤七万多,消息传出,“关右大震。”

任福、王珪诸人,皆是以禁卫军官起家的大将,“好水川之败,诸将力战以死。噫,趋利以违节度,固失计矣;然乘义不屈,庶已烈士者哉!”史官之论,确实公允。宋廷对阵亡将官各有赠谥,抚恤甚厚。

追究责任,韩琦先上书自劾。夏竦派人收拾宋军尸体,在任福的衣装中得到韩琦嘱诫诸将的公文,上表称好水川之役失败责任不在韩琦,“犹夺一官,知秦州,寻复之”。韩琦回军路上,阵亡将士家属数千人遮马嚎哭,抛散纸钱,向空中哀诉:“你们先前跟从韩招讨出征,现在韩招讨回来了,你们都死了,希望你们的亡灵也能跟韩招讨一起回来!”哀恸之声震动天地,韩琦本人“掩泣驻马不能进。”范仲淹闻此,也叹惜道:“此情此景,再难置胜负于度外!”

西夏军大胜后,元昊的军师张元看见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尸体,大喜。他趾高气昂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:“夏竦何曾耸,韩琦未足奇。满川龙虎辇,犹自说兵机。”自得之意,溢于言表,并在诗后题言:“(西夏)太师、尚书令、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。”七万多同胞的尸体,成就了张元的不世功名,可见汉奸是代不乏出,屡出 “奇人”。

大战之三:定川寨之战

好水川大胜后,元昊派使臣送书信于范仲淹,“语极悖慢”,范仲淹气愤,在夏使面前烧毁来信。宰相吕夷简认为:“人臣无外交,范仲淹先前擅自与元昊通信(劝元昊与宋和解),今得其书又焚而不奏,别人哪敢这样干!”于是,朝廷下旨,调查范仲淹与西夏通使焚书之事。

范仲淹辩称:“我先前与元昊通书,意在诱谕其归顺。任福军败,元昊来书悖慢,为臣以为,朝廷如见书而不能讨,则辱在朝廷。故而我当着僚属之面焚毁来书,以使悖慢之辞不得见于朝廷。”话虽有理,宋廷仍降范仲淹官一等。
庆历元年(公元1041年)秋,宋廷免去夏竦的西北统师之职,“分秦凤、泾原、环庆、鄜延为四路,以韩琦知秦州,王沿知渭州,范仲淹知庆州,庞籍知延州。”分别领兵命将,以抵御西夏的进袭。夏竦此人,“雅意在朝廷,及任以西事(西北抗夏),颇依违顾避,又数请解兵柄。”所以,宋廷让他改判河中府,他自己也乐得接受,其本意是复返汴京做执政。在西北三年,除了上奏“十事”之外,夏竦基本没有任何建树,而且外出巡边还在军营中带美婢玩乐,几乎导致军变。

范仲淹到庆州后,招抚诸羌,以诏书大行犒赏,“诸羌皆受命”,由于范促淹曾为龙图阁学士,羌人敬称其为“龙图老子”。他又在庆州西北的马铺寨筑大顺城,并派遣其年方十八岁的儿子范纯佑与兵将前往,抵拒了西夏兵的数次侵扰。

深秋时节,兵强马壮之时,张元又撺掇元昊向镇戎军进攻,最终目的是经渭州长驱直入,进击关中地区,“东阻潼关,隔绝两川贡贼,则长安在掌中矣。”对于张元,元昊自然是言无不从,立刻又点集十万精兵,两路出兵,准备合师镇戎军(今宁夏固原)。

渭州知州王沿虽不太知兵,手下毕竟参谋不少,马上下令副总管葛怀敏率诸寨兵出御夏军,分兵四路,直奔定川寨(今固原以北,葫芦河以西)。同好水川之战一样,元昊早已在定川寨布置好埋伏,烧断河上木桥,堵住宋军的突围必经之路。

如同事先约定一样,阴历九月二十一日,葛怀敏刚刚与诸将于定川寨刚会合,四周顿时就涌出无数西夏兵马,拔栅逾壕,四合进攻。夏军又阻断定川水泉上流,截断了宋军的水源。无奈,葛怀敏只得硬头皮出寨,布下军阵。夏军猛攻中军,宋军不动。夏军掉头,又猛攻东北隅的宋将曹英一军。关键时刻,忽然吹起东北黑风,宋军迎风列阵,一时大乱,军阵遂溃,兵士皆掉头往定川寨里面奔逃。宋将曹英本人面中流矢,被射翻于城壕之中,葛怀敏手下亲军“见之亦奔骇”。更倒霉的是,由于宋军往回逃,正在阵中指挥的葛怀敏被溃兵挤下马,踩踏几死,幸亏卫士抬回寨中,“良久乃苏”。宋军逃回寨内,据守城门,杀掉不少夏兵,“敌众稍却,然大军无斗志”。

当晚,西夏兵在寨外四面举火,高呼要宋军投降。葛怀敏、曹英等诸将商议好久,也决定不了突围去哪边。直至凌晨,葛怀敏自己下决定,准备结阵而出,向镇戎军方向突围。有宋将认为应该迂回行军,葛怀敏不从,执意要直接突围奔趋镇戎军。

宋军还算英勇,近万人马冲出重围,向东南竟然还跑出二百里地。但是,到了长城濠一带,宋军发现西夏军早已切断退路,以逸待劳,从四面冲杀过来。激战过后,全部宋朝官兵近万人,包括葛怀敏、曹英等将领十六人,皆力战而死。

击败葛怀敏宋军,西夏军取得大胜,元昊“长驱抵渭州,幅员六七百里,焚荡庐舍,屠掠民畜而去。”幸亏诸路宋军坚壁固守,范仲淹率军来接,加之陕西诸路二十余万驻兵的牵制,以及吐蕃诸部在西夏背后的“埋伏”,元昊才没能重新上演一出五胡时代天翻地覆的大戏。

葛怀敏此人,是宋太宗手下名将葛霸的儿子。葛霸“姿表雄毅”,想必这葛怀敏样貌也是一表人才,但范仲淹早就奏称其“猾懦不知兵”。史称,葛怀敏“通时事,善侯人情,故多以才荐之。及用为将,而轻率昧于应变,遂至覆军。”太平时节,这个仪表堂堂的“高干子弟”自然可以在朝廷内外大显风光,但边庭战事危急,葛怀敏这种绣花枕头可就不行了,此人最终战死沙场,也算是条汉子。

定川寨大败之后,宋廷上下完全死心,再不做进攻的妄念,专心守土。特别是韩琦与范仲淹,“二人号令严明,爱抚士卒,诸羌来者,推诚抚接,咸感恩畏威,不敢辄犯边境”。西北民众也做民谣:“军中有一韩,西贼闻之心胆寒;军中有一范,西贼闻之惊破胆”,当然,“西贼”(夏兵)既未胆寒也未破胆,只是因为多年战争,杀人一万,自损三千,西夏的国力也因战争大损,民不聊生,故而暂缓了对宋朝的军事进攻。同时,由于宋朝答应每年增加辽国二十万“岁币”,辽朝好处拿到,不再向宋朝施压,反而“义劝”西夏收手。在此情况下,如果再发动大规模战争,元昊自己也不敢保证契丹人做出什么事情。

范仲淹、韩琦二人,皆是才兼文武,经国大手,铁石心肠,也能做清丽小词。以下试摘两首,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两个人杰的为人。

碧云天,黄叶地,秋色连波,波上寒烟翠。山映斜阳天接水。芳草无情,更在斜阳外。黯乡魂,追旅思。夜夜除非,好梦留人睡。明月楼高休独倚。酒入愁肠,化作相思泪。 范仲淹 《苏遮幕》

病起恹恹,画堂花谢添憔悴。乱红飘砌,滴尽胭脂泪。惆怅前春,谁向花前愁?愁无际。武陵回睇,人远波空翠。韩 琦《点 绛 唇》

此词辞意凄婉,颇有情致深韵,此情此景,真想不到是出自刚毅英伟、喜怒不见于色的大丈夫韩琦之手。

宋夏三次大战,皆以西夏胜利告终。总结原因,不外有如下几点:

其一,元昊总兵数虽少于宋军,但每次大战皆是集中优势兵力,五指成拳,以人数之胜,一举歼灭宋军一部主力;反观宋朝,战线拖沓,兵源分散。

其二,知已知彼,百战百胜。无论是宋军的动向以及作战地形,西夏军皆事先成竹在胸,反观宋军,数次贪功冒进,连间谍、尖兵侦知的情报都百分百不实,不败才怪。

其三,游击战术,转战不疲。元昊常常声东击西,偏师屡出,令宋军如堕云里雾里,乖乖受骗。

“(宋)太祖惩唐季藩镇,削其兵柄,收其赋入。一兵之籍,一财之源,一地之守,皆人主自为之也。然专其大利,而受其大害。废人而用法,废官而用吏,禁防纤悉,大与古异。威权最为不分,故人才衰乏,外强中弱”(叶适《始论篇》)所以,宋朝重文抑武现象,乃开朝就立为国策的“原则”,矫枉过正,日后终成衰弱之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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